1937年春，祁连山的寒风刺骨，风雪交加，一支红军的残部在暴风雪中艰难求生。队伍的指挥官是年轻的程世才，他年仅24岁，却面临着前有追兵、后无粮草的生死困境，带领着千余名战士在这片荒凉的雪地中艰难求生。眼看着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，命运却在此刻给予了他们一线生机——一位名叫郭元亨的道士，带来了急需的粮草和牲畜，将这支队伍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。
程世才出生于1912年，湖北人，家境贫寒。自幼目睹战乱的摧残和民众的苦难，程世才从小便立下了投身革命的决心。18岁那年，他加入了红军，开始了艰苦的革命生涯。他先后参与了湘鄂西根据地和鄂豫皖苏区的战斗，在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中，逐渐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基层指挥官。
展开剩余76%1936年10月，中央军委决定组织红30军等部队西渡黄河，组成西路军，开赴河西走廊，支援打通新疆的战略目标。然而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了马步芳、马鸿逵等敌军的围剿，数万骑兵的围攻让红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由于兵力和物资的极度匮乏，西路军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。1937年春，西路军仅剩的残部被编入“左支队”，由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带领，带着千余名红军战士穿越了冰天雪地的祁连山。
那时的祁连山，积雪厚重，气温极低，红军的衣物早已破烂不堪，战士们赤足走在雪地上，以雪为食，啃草根充饥。经过了近四十多天的艰难跋涉，队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就在此时，程世才率领的队伍来到了甘肃安西南部的蘑菇台，那里有一个简陋的道观，住着一个名叫郭元亨的道士。
郭元亨曾是高台一带的普通百姓，为了躲避战乱而选择出家为道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他本打算避世隐匿，却未曾想遇到了困境中的红军。虽然红军面临着极其艰苦的生死考验，但他们的纪律和行为深深打动了郭元亨。红军士兵未曾擅闯道观，虽然身处困境，仍旧举止端庄、言语有礼。郭元亨心生怜悯之情，决定伸出援手。
几天后，郭元亨将道观中的所有积蓄拿了出来，送来了五千斤面粉、黄米、小麦、胡麻油、食盐等物资，甚至牵来了两头牛、三十只羊、一匹马和一头骡子。那是他所有的家当，毫不保留地交给了红军。程世才深受感动，立即指示参谋列清单，并亲笔签署了收条，承诺一定会在革命胜利后将所有物资归还。程世才告诉郭元亨：“凭这张条子，你将来一定能够找到革命队伍。”
在郭元亨的帮助下，左支队得以补充体力和物资，继续向前行进。几天后，他们成功抵达了星星峡，终于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，成为西路军中唯一突围成功的整建制部队。程世才也因此成为西路军历史上最后一位存活的军长。
然而，郭元亨的遭遇却远未结束。马家军听闻有人私通红军，立即派兵围捕榆林窟。郭元亨被抓捕，惨遭严刑拷打，被毒打至重伤，骨折三根，牙齿掉落五颗，甚至在寒冷的冬天被绑在铁柱上，用冰水泼打。他始终没有透露红军的任何信息，直到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——三两黄金和一百块银元交给敌人，并见到当年程世才给他的“收条”被撕成粉末，才被放了出来。经过数月的休养，郭元亨虽然恢复了些许体力，但身体依然虚弱。
1940年，马家军为了得到榆林窟内的象牙佛像，再度找上门来。郭元亨被残酷折磨，左臂被打残，胸腹被烧伤，仍拒绝交出象牙佛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郭元亨才将象牙佛捐赠给了安西县人民政府。
时至1961年秋，年老体衰的郭元亨依然未曾忘记那张被撕毁的收条。他通过托人写信给程世才，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援助之事。程世才收到信后非常激动，立刻回信，并确认了当年的事实，向郭元亨表示感谢。随后，郭元亨被聘为榆林窟的文物保管员，并当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。
1976年，郭元亨道长去世，享年约64岁。他的生活依然清贫，但他永远被人铭记的是他对红军的支持和他那坚定的信念。而程世才，这位曾在战火中率领红军突围的将军，也在1990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他临终时仍不忘当年的誓言，心中永远铭记着那位雪中送炭的道士——郭元亨。
这一段跨越几十年的红军故事，温暖而悲壮，展示了人性中的高尚与坚守。程世才与郭元亨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凭着一份信义和承诺，书写了一段难忘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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